西 坡
1928年，被称为“文坛怪杰”的辜鸿铭逝世，学界大佬纷纷撰文追思。著名学者吴宓在《大公报》上写道：“二十余年前，吾侪束发人塾，即闻辜氏之名，云其精通西文，对读其所译William Cowper之《痴汉骑马歌》John Gilpin’s Ride。辜氏译此诗，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
吴宓的话，前一句说得真切，后一句说得失据。
我们按通行的说法，即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了《痴汉骑马歌》（英汉对照本），确定在此之前，梁启超译出了拜伦的《端志安》（1903年）；王韬译出了《法国国歌》（1873年）。尽管钱锺书一口咬定译于1865年的朗费罗《人生颂》乃是中国最早的译诗，但有学者指出，“最早”，其实可以追溯至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不管怎样，中国近代诗歌翻译史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非《痴汉骑马歌》莫属。
自从辜鸿铭把英国诗人威廉·柯柏（1731-1800)《痴汉骑马歌》译成中文后，这个文本便被赞为“外翻中”的典范，一百年来，竟无异议。
此诗原作题目可直译为《布贩约翰·基尔宾的趣事》，描述有个叫基尔宾的商人，在结婚纪念日与妻儿出游过程中遇到一系列趣事。全诗63节，每节4行。辜鸿铭把书名译为“痴汉骑马歌”，堪称点睛之笔。确实，主人公在书中的表现，用一个“痴”字来勾勒，真是再贴切不过。
一般认为，辜鸿铭采用“意译”处理这首诗作。所谓“意译”，可以理解为译文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它强调译语文化体系和原语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当然，“意译”隐含的潜台词，往往有不如直译还原度高，甚至有“不准确”的代名词的意味。
英汉语文巨大的差异性，加上白话文运动八字还没一撇，要把外国诗歌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式来转化和表达，并且让读者乐意接受，其难度可想而知。梁启超在翻译《端志安》后感叹：“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又比如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译海涅的诗（1914年）：“余泪泛澜兮繁花，余声悱亹兮莺歌。少女子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流莺鸣其嘤嘤兮，旁吾欢之罘罳。”显然太古雅了；而胡适译《六百男儿行》（1908年）：“半里复半里，半里向前驰。驰驱入死地，六百好男儿。男儿前进耳，会须夺炮归。驰驱入死地，六百好男儿。”又太“白开水”了。《痴汉骑马歌》之所以获得有识之士一致好评，应当说，它把意译和直译结合得非常完美，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近代翻译名家伍光建对这篇译作极其推崇：“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了，读来十分亲切。”
全诗第一节：“昔有富家翁，饶财且有名。身为团练长，家居伦敦城。”一看这段文字，读者就闻到了一股乐府诗《陌上桑》《木兰辞》的味道。但要说它只是“意译”，错了，人家摆放在那儿的汉字，跟英文完全对应。比如原作“民兵”一词，辜译作“团练”，非常准确，因原作发表时间正是中国的清代，故在风格和语气上竟然一点不违和。倒是直译“民兵”的后果，势必直接葬送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气息。
我甚至以为第11节中“鞭声何得得，轮影何团团”两句，实在要比原作“Smack went the whip,round went the wheels”来得传神得多。
尤其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原作第15节里出现了一个叫Betty（贝蒂）的女仆，辜鸿铭竟然“视而不见”，直接用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秋香。呵呵，“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秋香，一个在中国无人不晓的聪明、伶俐的丫鬟形象，凸现眼前。想象一下，倘若译成“贝蒂忽来报”，那该是多么乏味和无趣！
话说有一天，著名教授伍蠡甫让我去他家拿林琴南赠予他父亲伍光建的一只铜墨盒（上面镌刻着林琴南的画作），用于拍照制版。伍教授学贯中西，我给他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主编施蛰存先生初定的选目，希望他提点意见或建议。哪知他似乎什么也没看到，只盯着“痴汉骑马歌”几个字，一个劲地说：“译得真好，译得真好！”然后居然背了好几节给我听，就像背小时候学过的儿歌。毫无疑问，伍教授深受伍光建的影响，父子两代人，都是《痴汉骑马歌》的“粉丝”。
附带提一下，1782年威廉·柯柏写出《痴汉骑马歌》，英国《公众广告报》最先刊登了这首诗，1785年与威廉·柯柏的著作《任务》一起出版。后引发被誉为“现代图画书之父”的伦道夫·凯迪克（(1846-1886）的极大兴趣，他为它配上精美的插图，于1878年出版，其中以基尔宾骑马飞奔的画面最为经典。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如今，全球绘本大奖“凯迪克奖”奖牌的反面，便是这幅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