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到1945年，曾在731部队任绘图员的石田胜太郎，他在职时期管理过绝密文件和绘制细菌武器、人体试验的彩色图像。战败回国后受到了严格的纪律约束，最终积郁成疾，性情孤僻，也不参与社会活动，内心时刻处于不安的状态。
在1985年到1995年间，他写了一本两百多页的《旧日军见闻》，在他得知他的外孙女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攻读近代中日关系史学位，并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后，感慨良多。最终在临终前，召唤她回国，并将自己的全部经历告诉她。水谷尚子说道：
我去看望了卧病在床的老人，一阵寒暄后，彼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问我去过南京没有，我回答说去过。于是他一股脑的把以往的经历都讲给我听，尽管此时他连任何事物都吃不了，说话还断断续续，相当痛苦，但他还是在这两天里坚持给我讲了四个小时。
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仿佛在面对上帝忏悔一样，我问他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想让世人知道这些事，我能将此发表吗？石田神情平静的点了点头。石田后半世孤苦一生，没有自己的儿女，但是有侄子和外甥以及他们的子女，但对于这些亲人他支字不提曾经的战争经历，但他却特意告诉了我这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我感觉责任重大。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只是大屠杀，731部队所进行的人体试验，细菌培植等行为在南京也一样的日夜进行着。石田1911年出生，学的是美术设计，后来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随着战争的临近，许多人都陷入失业的困境。石田也想到了去军中求得一职。
后来部队中工作过的医学人员回过后，基本上都担任了医科大学的校长，医学部的名誉教授等职位，可谓平步青云，声望显赫。与这些人相比，石田在战后所走过的历程就要悲惨得多，战后他以卖鱼为生，似乎要躲避这个人世间独自的活着。由于在南京部队有过一段噩梦般的绘画经历，他此生都不想再拿起画笔。
临死前，他不住院，不吃药，不接受任何医生的服务，这表明了他对医生的极度不信任和反感。我相信在战争时期，他目睹了太多的医学人员的组织性犯罪。在战后他也从不参加以军医为中心的战友会等活动，这是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为的全力抵抗。
最后石田在临死前交给了我几样证物，其中有解剖刀和书库的钥匙，及以前佩戴的微章等，他希望这些物品能在中国的博物馆里陈列出来，以自己的死来换取真相的公开。
